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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连成了海岸线

更新时间:2019-10-02 18:19点击:

  由图3知,距离图2最多40年之前,Alexandria左边、Alexandria与Rosetta之间、Rosetta与Baltim之间、Damietta与Port Said之间的湖面亦有明显扩大。这说明在此40年中,尼罗河的泥沙对三角洲里面的湖泊亦在继续填充。

  图8比图7提前10年。图8中Alexandria左边的海岸线刚刚合拢,Alexandria到Rosette之间有海湾,海湾内有一个内湖,这个内湖似乎亦刚刚合拢;在Katieh上面的湖泊与大海相连。

  图10比图9早约60年。图10没有图9精确,但可以看到一些标志性的不同。图10中Rosette成为一个半岛,其左右两边均为海湾;Berlos直通大海,其在图9中的海岸部分,在图10中原为岛屿;Damietta亦为半岛,其右边在图9中的海岸部分,在图10中亦成为岛屿,Cathie上方有海湾。

  由图5可知,在图4约10年之前,Rosetta与Damietta之间、Damietta与Port Said之间是断开的,内湖与海洋相连。显然地,正是在这10年中,尼罗河的泥沙冲积将内湖和海洋隔离了。

  下图13出自Flemish地理学家和学者Abraham Ortelius(西元1527-1598)于1570年出版的第一版《Theatrum orbis terrarum》。[15]它包含53幅地图,每幅都有详细的注释。这是第一个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地图集:一本装订的地图图版和附带的文本,专门制作给一个统一的,完整的介绍。1570年至1612年间,该地图册共有7300多份,共有31个版本,使用包括法语、荷兰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和西班牙语在内的多种语言。这张土耳其帝国地图创建于1570年,是16世纪奥斯曼帝国所有地图中最著名的。

  由图6可知,仅仅在图5的9年之前,不仅是Rosetta与Damietta之间、Damietta与Port Said之间是断开的,Alexandria左右两边的湖面都更大,其与海洋也几乎就要连上了。这也显示出9年中尼罗河泥沙冲积的效果。

  由于之前对吉萨、开罗河谷成型的时间估计实在过于保守,因此吉萨大金字塔建成时间应该远在西元前305年之后。传教士对于时间概念并不清晰,例如《坤舆图说.卷下》中“自初生人类至今六千余年,世代相传”,这显然是缺乏历史感的话。因此我们下面进一步确定相关年代。并且西方有不断增加自己历史的不良习惯,例如在白晋100多年之后,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在广州办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写道:“古王者建塔四方。高七十七丈,各方一百十丈,此巨塔御陵,莫敢相同。虽建之有三千余年,其塔还存也”,就把金字塔的历史再增加了一千年。考虑到今天已经把金字塔定为距今5000年以前,那么西方是差不多每隔100年就把同一事物的历史增加1000年。

  下图15出自15世纪下半叶Nicolaus Germanus(西元1413-1471)对Claudius Ptolemaeus《地理导论》的复制本。[17]作品中的表格以简短的描述为序,以圆锥投影绘制,外部封闭在镀金框架内,内部封闭在表示地理坐标的另一个框架内。水体、山脉、平原和树林的颜色各不相同,特别鲜艳:蓝色、赭色、白色和绿色。

  现在根据图58来研判亚历山大港的变迁。由图18,西元1400年左右,Alexandria的名称应不存在,亦无建筑。在图16(西元1432-1450年)中出现了Alexandria,其位置在红线尖端西南,Tidelli Arabia则在Alexandria西北的小山脊,处于红线尖状凸起位置(或尖状凸起的根部)。此时Alexandria的位置有多个好处:其左侧小山脊可以挡住海浪,成为天然的防波堤,且与山脊有一定距离以保持水深,又便于与南部的陆上交通,同时亦农亦渔。但Alexandria的规模应很小,它没有修筑拦沙堤,这就导致它的水域会被尼罗河泥沙填充。此时Alexandria距离法罗斯岛30公里,不可能修建法罗斯灯塔,更不可能修堤坝将法罗斯岛和Alexandria连起来。今天的亚历山大城位置在图18、图16中还是海洋。图15的海岸线相对粗略,但是其画的pharos等几个岛屿均远离海岸线显示Alexandria迁到了Torre de li Arabi的东北面,说明图16中Alexandria的水域被泥沙冲积,Alexandria已经被迫往北移动,从图16中可见,作为港口,Alexandria总是选择凹处海湾地形以规避海浪(但这个海湾很小,可见此时Alexandria仍是小渔村)。但在图12(西元1635年)中尼罗河分支将Alexandria孤立成为海岛,直到图11(西元1665-1660年)Alexandria才又和大陆连接,不过Alexandria的小海湾又被尼罗河泥沙填平了。此时Alexandria和Torredel arabi之间仍有海湾相隔,也即Alexandria和西边小山脊有海湾相隔。图10中对Alexandria有了大的改造。Alexandria继续朝西北移动到法罗斯岛旁边,并通过堤坝连接起来,法罗斯岛及堤坝成为防波堤,形成新的港口。与此同时汲取了之前港口屡屡被泥沙填满的教训,所以将其它几个小岛也连接起来构筑成为海岸一侧的防沙堤,防止法罗斯与亚历山大城之间的水道再次被沙填充。当然,能够修建此防沙堤的前提亦是海面上的三角洲边缘已经推进到此位置。此时亚历山大港才算有了一个稳定的所在,这就是今天的亚历山大港和亚历山大城。对亚历山大城的修建也自然包括挖湖填陆的工程,但即使这样,今天亚历山大城的地面海拔亦通常在5-9米之下。谷歌地图上测得的更高海拔往往系由今天密集的高层建筑所致。

  图17、图18是赛尔维亚地理学家Alonso de Santa Cruz (西元1505–1567)所制作,该地图集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统治时期制作,完成于菲利普二世。地图集由111张地图组成,展示了欧洲探险家从1400年到16世纪中期所做的地理发现。[19]与中世纪晚期的portolan地图和地图集相比,本地图对美学的关注较少,对地理细节的关注较多。Santa Cruz去世后,他的继任者Andrés García de Céspedes试图抹去Santa Cruz的名字,而把自己列为作者,并将此地图献给了菲利普三世。在手稿本身中,伪造的文本已经叠加在原件上,目的是掩盖真实的作者身份和创作日期。

  综合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灯塔、亚历山大灯塔水下狮身人面像侧面所刻托勒密王朝二世的称号、萨马拉托勒密三世金币、萨马拉区域形成等断代信息,可以研判:托勒密四世如果存在,则应在图18,图17甚至图16的年代之后,也即在西元1432年之后。而此时埃及处于土耳其统治之下,因此托勒密王朝如果存在,应是土耳其统治下的地区性封建领主。如果托勒密一世开始修建吉萨大金字塔,那么托勒密王朝所修建的吉萨大金字塔历史亦应在迄今为止的700年之后,再早的误差不超过100年,而这相对吻合吉萨的河谷地貌演化历史。

  从2019年9月14日的谷歌地形图中可以看到从红海到大马士革有一条古海湾的痕迹,后来应该是随着海湾的淤积、沙漠风沙的淤塞而中断,耶路撒冷附近的死海就是古海湾的一部分(图44中死海附近部分更粗)。这条古海湾在西元1154年的地图上出现了。从谷歌地图上测量古海湾宽度约为15公里。图44中的波斯湾呈现奇怪的形状:波斯湾自南往北,先朝东转,然后往北,随后转头往南扭转回来。其扭转部分就是图41及其之后的湖泊,这是研判图中波斯湾往北界限的显著标志。因此湖泊成为波斯湾的一部分,无须河流成为湖泊与波斯湾的连接中介。图44中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在波斯湾的入海口相隔较远(图44中这两条河颜色较淡)。由于波斯湾往西南有一回扭,挡住了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到波斯湾西南陆地的可能。比图44更早时,波斯湾会进一步北上和拓宽,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更会直接汇入波斯湾。而图27是非原版的al-Idrisi世界地图,把地图按照近现代的地图来改写,改写出直通阿拉伯海的红海、没有回头向南的波斯湾和凸向海面的三角洲等当时不存在的信息,按照非原版的al-Idrisi世界地图,第一体现不出当时欧洲人向南探索的边界;第二由于缺乏回头向南的标志,也就分析不出波斯湾向北究竟到了哪个地方,更研判不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是否会被波斯湾拦截而无法流往西南陆地(从回头向南这个标志的分析,本文也展示了在古地图缺乏较高精确性的条件下,如何确认古地图中位置的原则);第三也就会被尼罗河三角洲的形状误导。

  比较图16与图15。图16中的尼罗河出海口非但没有形成尼罗河三角洲,相反却是深入大陆海岸的尼罗河海湾,尤其是对应今天亚历山大方位的部分,海湾深深嵌入大陆海岸。根据尼罗河出海口形成的速度推算,图16比图15至少应早10-20年以上。保守取值为早10年以上,则图16的年代应在西元1450年之前,而这与土耳其君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西元1432-1481的时期是吻合的。因此本文确定图16为西元1432-1450年之间。本图还有另一信息,就是Alexandria的位置南移,移动到Tidelli Arabia(即图13中Torre de li Arabi)东南。

  萨马拉地区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47 个考古遗址,表明在距今7000~5500年左右(年代经过C14校正)的尼罗河三角洲气候和水文条件都比较适宜人类活动,对应着古埃及文明的前王朝时期。[31]但按照本文的地图,萨马拉地区在开罗北部,正处于600年内尼罗河三角洲的形成范围内。见下图60,谷歌地图上红色标记处即为萨马拉地区目前的海拔均在5米以内,系泛滥冲积平原,因此萨马拉地区600年前也即1400年左右在图16、图17、图18中显系大海,而根据前述计算,在距今8000-5000年前远在当时海拔-19.53米到-15.53米之下,不可能是新石器定居点。因此则萨马拉区域的遗址历史不会超过距今700年。

  最后需要提一下罗塞塔石碑。罗塞塔石碑最早是在西元1799年时由法军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维耶·布夏贺在一个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发现,但在英法两国的战争之中辗转到英国手中,自西元1802年起保存于大英博物馆中并公开展示。目前考古界确定罗塞塔碑制作于西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而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见图70,罗塞塔碑。

  图16通常被认为是Jodocus Hondius在Gerard Mercator工作基础上制作的《世界地图集:精细雕刻和绘制》的一部分。[18]但是地图本身并没有提供这样的信息。相反,地图上有“TURCICI IMPER II”(土耳其君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西元1432-1481)的半身像,随后我们根据图16会研判出更为具体的年代。

  由图44和图47可知,西元1154年之前,幼发拉底河不可能经过尼普尔城。事实上,尼普尔城正位于图44的波斯湾海域上,其在西元1154年之前存在的可能性极低。即使其存在,也处于下游水道高频变换的地域,尼普尔遗址出土的约三千块泥板和残片,其历史不会太久,否则必然被频繁更换的水道淹没。因此包括《尼普尔城邑图》泥板在内的所有这三千块泥板河残片,均应研判为远在西元1154年之后。由此亦可研判,楔形文字及泥板书,应是远在西元1154年之后两河流域的通用文字和书写工具。汉谟拉比建都巴比伦城,但在图44之前,巴比伦城如果存在,也是被波斯湾包围,压制在波斯湾西南部一小块区域,远离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两河流域,不利于控制和耕种两河流域。因此汉谟拉比建都巴比伦城的时间亦可考虑在西元1154年之后更为合理。汉谟拉比法典第二条规定以当事人在河中是否淹死作为判案根据,法典虽未明写是幼发拉底河,但其它不少记述认定为幼发拉底河,则定位在西元1154年之后就容易解释。《圣经》在创世纪中记载“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Pishon,就是环绕Havilah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第二道河名叫Gihon,就是环绕Cush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Tigris,流在Assyria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Euphrates。”第三道与第四道河分别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由于再前会被波斯湾进一步入侵,因此历史上给两河流域有四条河的时间窗口并不多,图37(西元1635)、图38(西元1570)与图41(西元1432-1450)是仅有的时间窗口。图41已经有五条河了,因此出现四条河的时间应在西元1432-1450年之后。Pishon河环绕Havilah全地,有金子则应靠近山,故应是图38、图41中靠近山区的最北那条河,此河边有Zebet和Imamusen两个城市,可能合称为Pishon河;Pishon河边的Herin城市,与Havilah地可能有关联;Pishon河南边的这条河,河边有Giabet和Sem两个城市,可能合称为Gihon河;Gihon河之南幼发拉底河之北有城名Cuse,此应即Cush地。因此《圣经》中记载的伊甸园应该就是两河流域,而不是中国的四川或云南。由地图揭示的时间窗口,《圣经》中描述的伊甸园应是西元1432-1450年之后。死海古卷如果亦有此记述,则同应是西元1432-1450年之后。

  图47中,《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尼普尔(Nippur)、乌鲁克(Uruk)和舒鲁帕克城(Schuruppak)等地点均在图44中的波斯湾的海域中或其西南部陆地。西元1154年之前,如果在海域中,则这些地点无法存在。如果在波斯湾西南部陆地,则不会有幼发拉底河经过这些地点。因此《吉尔伽美什史诗》泥板书应研判为远在西元1154年之后。西元1889一1900年, 美国宾州大学在古代苏美尔的尼普尔遗址进行了四次艰苦卓绝的发掘, 出土了约三千块泥板和残片。《尼普尔城邑图》泥板就是在尼普尔出土的一个泥坛中发现的。据鉴定,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尼普尔城邑图》泥板面积为21* 18 厘米,泥板上画的是古代苏美尔宗教文化中心尼普尔城的平面图,名称多用古老的苏美尔文标注,有很少几处用当时的阿卡德文标注。地图中尼普尔城西南以幼发拉底河为屏障(该图方位不是正南北,“北”方向大致在北偏东45度)。见图48。

  西元2018年9月2日,埃及国家文物部(Ministry of Antiquities)在脸书上宣布:一座村庄的遗址在开罗北部达喀里亚省的萨马拉地区(Tell el-Samara Area)被发现,是埃及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比第一任法老统治时期还早了约2000年。这意味着它在吉萨大金字塔(目前学界认为是埃及最古老、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开始建造前约2500年就存在了(这里吉萨大金字塔的年代仍使用本文之前的学界数据以供比较)。古埃及文物部门的负责人艾曼阿什马维(Ayman Ashmawi)表示,本次发现意义重大。在这个地区(指尼罗河三角洲),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建筑(指储藏竖井)此前从未被发现过,此前只有在加比亚省的塞易斯(Sais)发现过类似的遗迹。他所谓“类似的遗迹”是指埃及考古人员在塞易斯遗址发现的一座巨型红砖建筑的一部分,可能属于希腊罗马时期的一间浴室。此外,他们还发现了一枚有托勒密三世头像而在托勒密四世时期使用(目前学界认为为西元前221年至204年)的金币。这枚金币重约1盎司,金币一面刻画了托勒密三世的脸,他戴着耀眼的皇冠,金币背面图案则象征着繁荣,中间是丰饶羊角,周围写着托勒密三世的名字。见图59。

  从图32到图45中波斯湾的演化,再来对比图31Fra Mauro Map,其应当远在图36(西元1650-1660年地图)之后,而不是学界对Fra Mauro Map断代的西元1457年。综合Fra Mauro Map的重新发现、尼罗河出海口的形状、地图高精度、地理信息来源不清和波斯湾演化证据,可以确定Fra Mauro Map是远在西元1650-1660年之后的地图。从其高精度来看,其极其接近近代,可能体现的是其重新发现时的地理。

  从图63可知,这两个沉没的城市是在目前已经定型的亚历山大港往东北约20公里阿布基尔的外海,因此其应该修建于目前尼罗河三角洲沿海的湖泊形成之后,湖泊的北岸形成海岸,才能成为这两个城市的地基,否则这两个城市之前只能建在海中。对比本文地图,这两个城市至少应建在图11之后,也即至少应建在西元1650-1660年之后,距今不足369年。其石板上所刻西元前380年一直到西元前362年(考古界认定的时期)的所有在位的埃及法老名字,应断代这些法老所处时代为西元1300年以后。青铜硬币所指向的托勒密二世年代,比之前研判的时间又推迟了约150-200年。可以退步接受托勒密二世所铸钱币一直使用了200来年的假设。

  所以严格说来,亚历山大港的位置和定型,是在西元1650-1740年之间完成的。在此之前,不存在法罗斯岛连接大陆来构成亚历山大港的可能。以之前其它位置的亚历山大港规模,也不足以修建亚历山大灯塔。而在西元1432年前,亚历山大港距离法罗斯岛约30公里,更无修建亚历山大灯塔的可能。因此前述“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的开始形成是在西元1400年以后,亚历山大灯塔的修建保守估计也应在西元1432年以后,实际上应在西元1460年以后”的研判是有充分根据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据说也修建在现在的亚历山大城所在位置,此事如属实,则应为西元1650-1740年的事情。

  根据历史学家阿利安等人的记载,亚历山大港原系亚历山大修建,后来成为托勒密王朝的首都。托勒密王朝在pharos岛与大陆之间修了一道巨大的防波堤,由此形成两个安全港湾,托勒密二世下令在港口入口处的pharos岛上修建亚历山大灯塔,位于防波堤的南端。后来尤利乌斯·凯撒曾经占领亚历山大灯塔。西元1994年,在pharos灯塔旧址附近修筑防波堤时发现了水下有12座狮身人面像,头部就重达5吨。狮身人面像的侧面刻有托勒密二世的称号。狮身人面像上刻托勒密二世的称号,也佐证了托勒密王朝修建吉萨大金字塔。此外在海底还发现总数达2000具以上的巨型雕像。根据本文地图之前分析,可以研判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的开始形成是在西元1400年以后,亚历山大灯塔的修建保守估计也应在西元1432年以后,实际上应在西元1460年以后。亚历山大图书馆据说也修建在现在的亚历山大城所在位置,此事如属实,则应为西元1650-1740年的事情。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谢赫(西元1132 - 1207年)在西元1165年访问亚历山大,写成了《艾列夫巴》一书,在书中详尽地记载了灯塔,应是对伊本谢赫的年代有错误记录。因此亚历山大应为西元1400年左右的人物,托勒密王朝应在西元1400年以后。凯撒则应更晚。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的老师,柏拉图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苏格拉底又是柏拉图的老师,因此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均应是西元1300年以后的人物。

  图17所在的地图集中,地图的时间范围从1400年到16世纪中期。但是根据图16来看,图17的尼罗河海湾进一步朝陆地深入,图16中海湾口的几片陆地在图17中完全成为几个岛屿。因此图17的年代应在图16之前。但随后本文分析图17应在图18之后,而本地图集时间范围从1400年到16世纪中期,所以本文推测图17应是西元1415-1430年左右的尼罗河海湾。这张图的另一宝贵之处在于,它是尼罗河海湾的局部放大图,标注出了海湾中yoro、butos等各个冲积岛屿的名字,并且还以众多的小点来画出了浅水区。这充分说明,并非是因为地图绘制者不掌握当时尼罗河出海口情况而把朝大海凸出的三角洲错误绘制为朝大陆嵌入的海湾,相反,地图绘制者刻意制作尼罗河海湾的局部放大图以标注海湾的各个细节,充分体现了地图绘制者对这个地区极其熟稔并作了大量的细节测绘工作。图17中开罗左下侧的尼罗河分为两支,从地理上说可能覆盖了吉萨大金字塔的位置,但由于地图不是100%精确,并不能对此下定论,但无论如何,吉萨金字塔即使存在,也必定是在尼罗河旁边。作为细节标注如此清楚的局部放大图,图17的开罗和尼罗河左侧的山脉之间,没有标注吉萨大金字塔,这说明此时吉萨大金字塔存在的可能性不大。

  图15的年代需要作一简要分析。托勒密的《地理学》原稿中并无地图。从图15中尼罗河三角洲的形态来看,其与西元1538年地图14极为接近,基本与三角洲以外的海岸线的时间相隔不远,相隔不会超过100年,而这恰好对应了复制人Nicolaus Germanus的生平日期来。因此图15应是Nicolaus Germanus或其同时代人绘制的当时最新的地图——除非托勒密与Nicolaus Germanus同时代。图15有另一宝贵的标志,那就是地图左上方标注有“Pharos”的岛屿。Pharos岛屿今天已经与尼罗河三角洲连成一片,相传西元前280-278年在Pharos岛上修建了亚历山大灯塔(相传灯塔于1480年因地震沉入海底),也是今天亚历山大港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约西元1460年时的图16中,Pharos岛明确标注了其远离海岸线。其具体如何远离海岸线,本文将在后面“一万年以来尼罗河三角洲的海平面变化及其影响”进行分析。这说明从2019年回溯到约西元1460年的过程中,尼罗河三角洲的海岸线的确大幅向后退缩了。由此亦可看出,英文“灯塔”一词来自pharos,而不是pharos一词来自英文“灯塔”。此图还标注了与Pharos岛一起的其它几个岛屿,其意义会在本文后面体现出来。

  但同样仔细看图22,会发现尼罗河出海口的凸出平原系由不同颜色的色块组成,如果是原版的一次成图,没有任何理由要标注不同色块,且色块过渡极其生硬。与图19的直接修图不同,图22的修图还具有标注的性质,每次修改均标注了不同色块,这正是前述“添加的注释和学术笔记(scholia)构成了对地图进一步修改的基础”。后来者未必了解地形变化历史,而可能仅是单纯地感觉地图与当时的地形有差异因而进行修改。这个修改正是把尼罗河海湾逐步改为凸出平原。同样地,图22中的Allexandria也系后来添加的红色批注。事实上图21的尼罗河出海口亦有修改痕迹:其冲积岛屿左边有一较细的连线,似乎连成了海岸线,但这条线与原图较粗的边界线条风格完全不吻合。因为原版中连冲积岛屿北部边缘的线条都很粗。

  图13 Representation of the Turkish Empire

  Opicinus de Canistris(西元1296-1354年)一位意大利牧师、作家、神秘主义者和制图师,他创作了许多不寻常的作品和奇妙的宇宙学图表。他的作品多年来一直未被发现,因为大部分是在他精神病期间创作的,最近被破译,使他成为精神病理艺术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本地图于二十世纪早期在梵蒂冈图书馆重新发现。见图28。

  河谷底部形成的时间不会太久。根据西元1400年左右的图18,从现在起仅仅倒溯600年的时间,开罗已经在海岛岸边,那么以极其保守的估计,从西元1400年再倒溯1400年,也就是在西元元年左右,吉萨和开罗河谷底部的地貌应该就完全没有定型。换言之,当时这个区域要么是海湾,要么地层比现在要高得多。

  下图14是著名的Flemish制图家Gerardus Mercator(西元1512-1594)的早期作品。[16]现存的地图只有两份:一份来自美国地理学会图书馆,另一份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图14的方位是北朝左,南朝右。

  图9比图8早40-50年,可以看到Alexandria与Rosette之间有大片湖泊,仅仅通过狭窄的湖岸相隔,Damietta下面的湖泊面积很大,远远大于图8中同一位置的湖泊面积。

  图21是英国图书馆所藏的Pietro Vescont地图,它包含在欧洲教父们绘制的世界地图是从古代世界继承下来的遗产,并根据其所附的文字逐渐加以扩充和改编的地图集中[21]。文本中添加的注释和学术笔记(scholia)构成了对地图进一步修改的基础。一些人认为Pietro Vescont是第一个定期签署和标注作品日期的专业制图师。他在制作海图方面很有经验。他的作品出现在1310-1310年间在1400年以前,Pietro Vesconte是欧洲少数几个看到制图潜力并运用其技术和想象力的人之一。这张世界地图是用中世纪相当典型的颜色绘制的。海洋、海洋和河流是绿色的,锯齿形的山是棕色的,以皇冠和城堡为代表的主要城市是红色的,陆地是白色的。

  图39与图15在同一张图(西元1538年地图)。图39中波斯湾底部尖端不突出,没有绘制出湖泊与海湾的连接河流,致使看不出两条河流的交汇点,但是从幼发拉地河与底格里斯河在山脚位置的交汇处、湖泊位置以及山脉位置来看,波斯湾底部位置与图38中波斯湾底部尖端位置差距不大。图39总体较粗略,难以分析出更多信息。

  吉萨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古建筑是胡夫金字塔、海夫拉金字塔和门卡乌拉金字塔。这三座金字塔处于今天尼罗河三角洲的高地上,但从图50看,其仍然处于尼罗河谷冲刷地貌的谷底。这些金字塔何时建造、由谁建造,在西方已经缺乏档案记录。但是在中国却保留了迄今发现较早的关于埃及金字塔的记录。西元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职方外纪》[26]中记载“昔国王尝凿数石台如浮屠状,非以石砌,是择大石如陵阜者铲削成之大者。下趾阔三百二十四步,髙二百七十五级,级髙四尺。登台顶极力远射,箭不能越其台趾也。有城古名曰孟斐斯,今曰该禄,是古昔大国之都城,名闻西土……五百年前此国最为强盛……今其国已废城,亦为大水冲击,啮其下土,因而倾倒。然此城虽不如旧,尚有街长三十里。”本段所指“数石台”即应指胡夫、海夫和门卡乌拉金字塔。但是其数据显然远远夸大了。例如按艾儒略此石台高1000尺,按清朝1营造尺等于0.32米计,此石台将高320米。这已远超过胡夫金字塔146.49米的高度。不过本段给出了大金字塔的建造方法:因山为陵,从山上削石而下。此营造方法较为经济,也符合中国帝王陵墓因山为陵的特点。但埃及金字塔还要应付河水冲击,所以其石头材料比中国陵墓要多。南怀仁于西元1658年来到中国,在《坤舆图说》[27]中进一步给出了大金字塔的营造者、营造年代及做工:“利未亚洲厄日多国(即埃及)孟斐府尖形高台,多禄茂王建造。地基矩方,每方一里,周围四里。台高二百五十级,每级宽二丈八尺五寸,皆细白石头为之。自基至顶,计六十二丈五尺。顶上宽容五十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万。”本段对大金字塔仍极夸张,高625尺,即合计200米,仍远高于大金字塔实际高度。每方1里,清时1里约为今天的1.152里,即576米,也远超胡夫金字塔底边230米的长度。但文中“多禄茂王”即托勒密王。因此本段给出了托勒密王建造大金字塔的信息。根据目前已知史料,托勒密王朝于西元前305-西元前30年。而传教士白晋(1656-1730)也在《易引原稿》中说:“自今二千年前……厄日多国(即埃及)其贤士名多禄茂,好学重儒……其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或曰:‘本中国人也’。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彼国日月星辰无异于中国”。因此大金字塔似乎可定为西元前305年之后建造。地图上很难判定600年前吉萨大金字塔所在位置是否是尼罗河流或海水,因此将大金字塔定为西元前305年之后,不失为极为严谨的方法。而实际上600年前吉萨大金字塔如果存在,也已经在图18的海岛旁边了。

  澳洲考古队在考古学家孟非比塔(Manfred Bietak)领导之下,在尼罗河三角洲东区(Tell dl Daba Khatana-quntir),即圣经中的兰塞城考古。西元1996年,比塔队在兰塞城发现了一个属于第十二王朝时期迦南人的村落民宅。这些住宅没有防城,仅由简单的围墙来抵挡动物。房屋是泥砖造的,屋内的“四房”设计却是典型迦南人房屋格局。房屋内外挖掘出来许多破陶器。陶器是考古学者用以辨别年代的利器之一。第一、因为陶器笨重,携带不易,居民迁移时常被丢弃在原出产地;第二、陶器的质料、形状、釉彩、雕饰、直接反映出制造时代的文化、习俗、经济背景。而兰塞出土的陶器,经鉴别是青铜时期中期(Middle Bronze)的迦南式产品。这可能是考古史上第一次在埃及地找到了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的直接证据。考古队也在这个村落的东南角空地处,找到以色列居民的墓地。墓的外表虽是埃及式建筑,内部的埋葬方式却完全依迦南习俗。男人的身上仍配戴者标枪、战斧,及短剑,和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埋葬相同。考古遗址位置如图62。

  图30的地中海过于狭窄,意大利半岛几乎直接连到北非海岸,土耳其轮廓线条笔直,缺乏弧度,土耳其南部的岛屿几乎连接土耳其海岸,北非海岸亦缺乏弧度,黑海过于扁平。这些问题在图28中都不存在。作为西元1690年“以地图的精确性和作品的创新装饰而闻名于整个欧洲”的“显赫制图家族”所绘制的地图,其精度远远比不上一个精神病患者所绘制的西元1296-1300年地图,这是不可能的。Opicinus de Canistris地图是20世纪早期在梵蒂冈图书馆重新发现,之前并无传承记载。综合起来研判,Opicinus de Canistris地图制作于西元1700年之后,或者西元1700年之后在原版地图之上进行了彻底性的大幅修改(本文不能确定原版地图是否为Opicinus de Canistris所制作,亦无法对原版地图进行断代)。事实上,Opicinus de Canistris地图在绘制者模仿精神病患者错乱绘制的表象之下,已经达到了近代工业级精度,这种精度固然不能与谷歌地图相比,但一直到西元1800年之后,精度能够与Opicinus de Canistris地图相比的地图亦是凤毛麟角。考虑到绘制者在模仿精神病患者而可能故意降低精度,因此绘制者所掌握的真正精度还会更高,那么此世界地图的绘制或大改与其重新发现的时间间隔不会太长。自然地,Opicinus de Canistris地图上的尼罗河出海口就是凸向海面的平原。作为一直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而未曾外流的地图,为何出现如此严重的断代错误,本文研判这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将精神病人包装为不世出的天才,在西方具有悠久传统。

  图18也在Alonso de Santa Cruz所绘制的地图集中。图18与图17的年代虽然极其接近,但仍有前后的时间差。图18中,尼罗河海湾中冲积岛屿的数量和规模相比图17进一步减少;开罗北部的Damiata城市尚未修建(按地理位置,Damiata应是Damanore的前身);且尼罗河在开罗分为两道流向海湾,两条河中间事实上围成一个大的冲积海岛,冲积海岛已经到达开罗。由此研判图18比图17应略早,应为西元1400年左右的地图。图17中的Cairo(开罗)在图18中称为Cayro,而Cay是岛、礁石、沙洲的意思,这是符合图18中开罗位于沙洲位置的情况的,这也应是开罗称谓的线中只有地势较高的地方才有较大城市,开罗与另一城市呈东西对称列于尼罗河两边。图18中原本没有Alexandria,有后来者用红字添上了Alexandria的名称。之所以研判红字为后来添加,是因为(1)红字颜色较淡;(2)红色与地图绘制的黑色勾勒风格不符;(3)红色文字很少,主体是黑色文字;(4)有些红色文字因为缺乏写字空间而写在了图形上。因此西元1400年左右,Alexandria的名称应不存在。对比图18和图16,图16中Alexandria位置有建筑标记,但图18在红字Alexandria位置无任何建筑标记,换言之,Alexandria的地名以及可能具有建筑的雏形,应是在西元1400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形成的,再早误差不会超过一百年。后面将进一步阐述Alexandria的地形分析。

  可以对比其它版本的Pietro Vescont世界地图(提供),如图23[22]。

  下图(图1)是2019年8月4日在谷歌地图上截取的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图。

  埃及受尼罗河巨大水量冲刷和冲积的地貌,不适合保存太过古老的遗迹。首先这些古迹要面对尼罗河冲刷陆地带来的河谷不断下陷,其次又要面对河谷下陷后海水的入侵,最后还要面对尼罗河水携带泥沙的冲积抬升。

  下图50与之前的图9均出自拿破仑《埃及记述》。与图9的二维表达不同,图50画出了西元1798-1801年之间的尼罗河三角洲的3D地貌。

  但是,这个断代仅仅是根据图14、图15和图16制作完成甚至出版的时间,地图测绘是一件耗时耗力的工作,尤其是在当时欧洲缺乏交通和人力不足等限制条件下,从开始测绘到制作完成甚至出版,本身亦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这里粗略取30年)。所以如果认为《坤舆万国全图》关于尼罗河部分的绘制是忠实于原始地理的,则其尼罗河部分数据所反映的地貌可断代在西元1402-1430年之间;如果认为《坤舆万国全图》关于尼罗河部分的绘制仅仅反映了七个入海口而不反映主干支流信息,则其尼罗河部分数据可断代在西元1402-1538年之间(1538年的时间界限没有提前,是考虑到图14在测绘后,其地理变化应有一段过渡时期,所以这里的1538年把这个过渡时期也包括进来了)。这个数据与明朝大规模航海有重合时间,因为史载明朝于西元1405年开始下西洋,1458年正式停止大航海,且也不意味着民间航海也停止了。此时尼罗河可称为“天下之至大”。这意味着之前的尼罗河水规模可能远大于今天。这也解释了550-600年以来尼罗河三角洲快速形成的原因。从《坤舆万国全图》尼罗河出海口断代来看,李兆良关于《坤舆万国全图》系明朝船队制作的判断是正确的。

  图46上方三分之一是楔形文字,下方三分之二则是地图。地图由两个同心圆构成。里面那个圆,代表的是世界的中心区域,它的四周环绕着“盐海”,内层最上端有文字标明是“山地”,实际上是指现在土耳其南部山地,这里也是幼发拉底河的发源地。自上而下,有两条平行线,代表幼发拉底河。与幼发拉底河交叉的长方形,则是巴比伦城。由幼发拉底河穿过巴比伦城可以研判,此巴比伦世界地图及其更早的地图根据,应在西元1154年之后。19世纪中叶,由大英博物馆的乔治·史密斯从亚述古都尼尼微亚述巴尼拔墓里的泥板图书馆中发掘出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反映西元2000年前历史。泥板书的第五块中记述:“我造了个门,让幼发拉底河带它到尼普尔神庙”;第六块中记述:“他们在幼发拉底河洗了手,执手前行。在他们趋步于乌鲁克街道之时,乌鲁克人民聚集起来注视他们”;第十一块记述:“舒鲁帕克城——你知晓这个城市。这个[城镇]位于幼发拉底[河岸]。这个古老的陈镇,诸神皆居于此”。见图47。

  但是,同一本地图集中又出现了异常,如图22系从本地图集中的地中海部分截图而得。图22中的尼罗河出海口又不再是海湾,而是凸出海岸线的三角洲冲积平原。这既与图21矛盾,亦与其真实年代矛盾。

  图52 尼罗河三角洲海拔深度等值线中,尼罗河三角洲冲积平原南部边界的等高线迅速升高,冲积平原北部的等高线迅速降低,均极为陡峭。而从拿破仑3D地图(图50)可以看到,尼罗河在埃及陆地上冲刷出的大片石质河谷是光滑连续的,不会存在一个巨大的原生石质平原来构成尼罗河三角洲。因此三角洲平原系由冲积层沿着大陆边缘陡峭的石质冲刷河谷爬升而构成。见谷歌海底3D地图(图53)。

  图42与图18在同一本地图集(约西元前1400-1432年)。图42中,波斯湾底部继续增宽且向北延伸,从地图上看,波斯湾底部甚至在大湖以北。但是这可能是地图不精确所致,不能对此下定论。但图42中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完全没有南部交汇点,而是直接各自连接波斯海湾。说明波斯湾在继续北上。图12另一信息是,巴比伦城在湖泊、幼发拉底河与波斯湾之间。巴比伦城的图标在这张地图上非常特别,为唯一的塔状建筑,是4层塔状。这应该就是巴比伦塔,因此巴比伦塔并未如学界所说在西元前400多年就摧毁了。与此对照,同一张地图上,开罗附近却没有标注规模更加宏大的吉萨大金字塔,且同一本地图集的开罗局部放大图上亦没有标注吉萨大金字塔,可见当时吉萨大金字塔存在的可能性不大。

  下图11是西元1679年重印的早期版本,可能包含在本世纪中叶Nicolas Sanson(西元1600-1667)出版的一系列世界地图集中。[13]许多人认为Sanson是法国制图学学院的创始人。他曾受训成为一名军事工程师,但后来成为一名多产的制图员,绘制了300多张地图。大约在1643年,他开始与出版商Pierre Mariette合作出版地图。

  下图4创建于1884年,由德国地理学家和制图师Heinrich Kiepert绘制。[6]Kiepert在柏林大学担任地理教授45年,于1870年到巴勒斯坦和埃及。他在现代和古代历史地图学工作,对小亚细亚特别感兴趣。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出版于1840年,是对古希腊及其殖民地的研究。

  罗塞塔(Rosetta)这块地初具冲积岛屿形。

  图28是约在西元1296-1300年间完成的Opicinus de Canistris世界地图。图28看起来很怪诞,作者根据地图上的地理形状绘制成人物,看起来比较原始古朴。同样意外地,在尼罗河出海口处,图28绘制成了凸向大海的平原。图28的图形杂乱无章,俨然是精神病患者错乱的作品,那么是不是精神病患者偶然而随机为之呢?从图28上看,染色部分有图案,但被留白部分遮挡了,例如染色部分的右上角只露出了小半张脸。因此这张图被修改过。但更重要的是在貌似杂乱无章图形后面,是近代工业级的高精度。图28的白色轮廓线就是地中海及其以北的地图。对比2019年9月14日谷歌地图的图29。

  图19是下北上南。图中出现了意外,尼罗河出海口不再是海湾,而是向大海凸出的平原。但是仔细看图19,会发现有两点:(1)尼罗河在三角洲中分为两支,左支的左边有三道线中显示的海岸线。问题是,上方这两条线张羊皮中,其它地方的海岸线并无如此画法。再仔细看上方这两条线,均深深嵌入海岸,到达了图17的Damanore位置。答案是:这是Catalan Atlas之前的尼罗河出海口海岸线。最上面的线条是Catalan Atlas原版的海岸线,说明当时尼罗河出海口的确是深入Damanore的海湾。中间的线条应是后来根据冲积平原的增长修改过的海岸线。最下边的线条则是最后一次修改时的海岸线。因此Catalan Atlas的尼罗河出海口的海岸在原版制作完成后至少修改过两次,从当初深嵌大陆的海湾修改成了现在凸出海面的冲积平原。(2)本羊皮卷中原版的河流均用蓝色波纹线表示,只有表示湖泊的岸线是用蓝色非波纹线中尼罗河分支前是蓝色波纹线,两条分支则是蓝色非波纹线,与本羊皮卷的河流绘制规格相异,显属后来修改。参看本文截取部分羊皮卷的内容图20。

  下图3是19世纪后期出版的德语,其中描绘了尼罗河三角洲。[5]这张地图是Gustav Freytag(1852-1938)绘制的,他出生于奥地利,在维也纳和他的叔叔第一次学习了制图和平版印刷术。Freytag曾在莱比锡为F.A.Brockhaus出版社担任制图员,在伦敦学习,后来在柏林的德国总参谋部地形司工作。1876年,Freytag与Wilhelm Berndt一起成立了Freytag&Berndt地图出版公司,该公司以其准确、高质量的旅游地图和地图而闻名于世。

  下图6由Weimar地理研究所于1866年发布。[8]Weimar地理研究所是德国重要的地图、全球地图和统计年鉴出版商,成立于1804年,以其高质量的产品而闻名。

  从图32到图45中波斯湾的演化过程,可以看到两河流域作为冲积平原,波斯湾也在随着时间前溯而迅速北上,并在巴格达与巴比伦所在区域有一朝西凸出的海域。波斯湾与尼罗河谷有本质不同。尼罗河谷是尼罗河在平原上冲刷出来的,而波斯湾则是大陆分裂形成的天然海湾。如果再往前溯1万年,波斯湾作为大陆架之间的缝隙,将会更加扩大扩深。如果1万年以前海平面下降很多而导致波斯湾是陆地(事实上这不可能,因为波斯湾出海口深度接近3000米,而后文资料将显示近1万年海平面仅仅上升了约15米),那么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将形成瀑布流入波斯湾;如果1万年以前海平面上升很多而导致波斯湾更加扩大,那么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更无法流向波斯湾朝西凸出海域的西南陆地。因此无论海平面和地形如何变化,在图44(西元1154年)之前,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无法流向波斯湾朝西凸出海域的西南方陆地。

  图31的Fra Mauro地图是威尼斯Marciana图书馆保存的最珍贵和最著名的作品之一。Fra Mauro地图是由威尼斯共和国的天主教修士、地图学家Fra Mauro于西元1459年前完成的地图。地图涵盖了当时全部的已知世界,被认为是“中世纪地图学最伟大的记载”。Fra Mauro的工作室作了本地图的两个版本,一张地图送往威尼斯政府,这张地图被“重新发现”在穆拉诺的圣迈克尔修道院。另一个版本至少在1494年之前一直保存在圣乔治城堡的皇宫里,但之后的某个时候,地图消失了。1804年,英国制图师威廉·弗雷泽在威尼斯版本上完整地复制了这张地图。弗雷泽复制品目前在伦敦大英图书馆展出。许多在Fra Mauro地图上的地理信息来源并不清楚,因为在这一时期保存的其他西方地图或手稿中没有发现类似的信息。这种情况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除了现有的地图和手稿外,他的地图的重要信息来源是来自威尼斯人或外国人的口头叙述,这些旅行者来自当时已知世界的所有地方来到威尼斯。

  下图2是由英国陆军总参谋部地理科于1940年编制,1941年由英国政府战争办公室出版的地图。地图以渐变色显示地形起伏,并显示铁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大篷车路线和轨道、省和区的名称和边界以及沙漠、河流、沼泽和其他地形特征。[4]

  图33与图3在同一张地图(西元1940年地图)。图33中可以具体看到幼发拉地河于底格里斯河在Al Qurna交汇成一条阿拉伯河直通波斯湾,交汇点Al Qurna远离波斯湾底部。波斯湾底部仍差不多是平的。同时,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在北部山脚下亦有交汇。

  图14 World Map on Double Cordiform Projection

  下图8在Joseph Meyer书目研究所(1796-1856年)于1845年出版的Grosser Hand地图集(Grosser Hand-Atlas über alle Theile der Erde)中。[10]地图的一个不寻常的特点是提供了大量的距离尺度,这既反映了地图制作者的彻底性,也反映了当时缺乏国际标准化。这些里程包括地理里程、英语里程、法语里程、荷兰语里程、西班牙语里程、葡萄牙语里程、意大利语里程、丹麦语里程、瑞典语里程、俄罗斯里程、希腊英里和航海里程。

  拿破仑·波拿巴西元1798年入侵埃及时,他带来了160多名学者和科学家的随从。这些专家被称为埃及科学和艺术委员会,他们对埃及的考古学、地形和自然历史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图9出自拿破仑《埃及记述》。[11]西元1802年,拿破仑授权将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一部具有纪念意义的多卷著作中,其中包括图版、地图、学术论文和详细索引。原版英译本的出版始于西元1809年。

  图31中的尼罗河出海口亦是向海面的凸出平原,这与其所在年代西元1457年冲突。从本文论述逻辑,西元1457年地图的尼罗河出海口最多与海岸线相平,不应该有如此大幅度的凸向海洋。再仔细研究图31,可以看到图31的绘制极其精确,远超西元1690年的图30。与图28的Opicinus de Canistris World Map相比,Fra Mauro Map的北非海岸线略过于平坦、意大利半岛根部略过粗、意大利半岛下方的三个岛屿略过大、土耳其半岛北部的根部过于平坦,但总体来说精度极高。当然,与Fra Mauro Map一比较,可以知道本文对Opicinus de Canistris World Map“近代工业级精度”的评价是不过誉的。

  图53中尼罗河三角洲的水下部分呈光滑的圆弧状堆积形态(蓝色堆积部分),应主要是冲积物堆积。一是根据拿破仑3D图(图50),尼罗河从大陆上冲刷了巨大的土石方进入大海,完全可以构成此堆积物;二是比较三角洲两边的其它海岸位置,其海岸线走向笔直,其次都是在岸边陡然下沉,极其陡峭,唯有三角洲朝外扩展出一个圆弧,且呈光滑的弧状堆积形态下降到海底。

  从图2可以看出,在79年前的1940年,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左边、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与拉希德(Rashid,图2中可以地名Rosetta取代)中间、Rosetta与巴提姆(Baltim)之间、达米埃塔(Damietta)与塞得港(Port Said)之间的湖面均有明显扩大。这说明在最近79年中,尼罗河的泥沙对三角洲里面的湖泊在继续填充。

  下面通过2019年9月8日的谷歌地形图来看距今600年来尼罗河三角洲抬升的实际情况。如图58。

  同时根据古埃及文物部门“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建筑(指储藏竖井)此前从未被发现过,此前只有在加比亚省的塞易斯(Sais)发现过类似的遗迹”来看,塞易斯也被认定为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但由图62,赛易斯仍在开罗以北,谷歌地图红色标记处,其海拔也均在5米以内,系泛滥冲积平原,处于距今600年内尼罗河三角洲的形成范围内,在距今8000-5000年前远在当时海拔-19.53米到-15.53米之下,也不可能是新石器定居点。因此塞易斯的历史亦不会超过距今700年。

  图58中,红线中Ay岛北的海湾底部。这条红线米等高线中这条红线以北就是大海或海岛。距今600来年,这条红线米。红线西部有一尖状凸出,这是西部延伸而下的一条小山脊。图58中的法罗斯岛与红线尖端顶点的蓝线公里,法罗斯岛到红线尖端西侧红线可知,当时海岸线外除了法罗斯岛(Pharos),还有Peooma、Me、Otoi等三个小岛,这应该是后来图58中红线尖顶以西的防沙堤雏形。

  对于尼罗河三角洲地理演化的研究已经很多。Stanley DJ, Warne AG通过对北三角洲放射性碳年代岩心的地质分析,解释了过去35000年来海平面变化、气候振荡、沉降和运输过程的相互作用。[1]谢启红、邵先杰、乔雨朋、接敬涛、张珉、时培兵等认为认为尼罗河三角洲是比较典型的朵状三角洲,并据此建立起地质知识库。[2]Hadeer Sheashaa、赵小双、Alaa Salem、刘演、赖晓鹤、陈中原采用展C14 测年、沉积物粒度和孢粉分析,认为剖面150~ 100 cm 地层为早全新世河流相沉积;100~27 cm地层为早、中全新世( 8000—4000 cal a BP) 三角洲冲积平原沉积。[3]这也成为黄忠平推测尼罗河文明古老程度的依据。然而,这些研究方法均以推测计算为主,并没有实现完全还原相应历史时期尼罗河三角洲的效果。对于地理变迁等因素来说,与地理变迁相联系的历史记录是最好的资料。尼罗河三角洲系由尼罗河水携带泥沙冲积而成,但是尼罗河三角洲冲积形成的速度,以及历史上尼罗河三角洲地震对于冲积效果的影响究竟如何?本文基于以埃及旧地图为主的历史资料,来探讨尼罗河三角洲地理的演化,可以高度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并根据埃及旧地图延伸到两河流域研究。

  图19是Catalan Atlas(加泰罗尼亚地图集)[20]。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是现存内容最翔实、绘制最精美、流传最广泛的14世纪世界地图。该地图集绘制在6张细羊皮卷上,每张羊皮卷从中缝折叠,后被拆分装裱为12张羊皮卷,图卷总长300厘米,宽65厘米,是亚伯拉罕·克莱斯克与其子耶胡达·克莱斯克及其他地图绘制者于1375年完成的。图集绘成后由约翰王子送给查理王子,被法国王室精心收藏,一直有序地传承并最终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

  再看坤舆万国全图中的波斯湾,图43。图43中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确与波斯湾南部几乎没有直接交汇,而是分别与海湾连接,地理与图41类似,因此本文后面根据尼罗河出海口研判坤舆万国全图欧洲部分地理的年代在西元1402-1430年之间或西1402-1538年之间的结论是严肃的(绘制成图的年代会迟约30年),经得起验证的。

  《坤舆万国全图》上有关于尼罗河的重要信息:“天下唯此江至大,以七口入海”。结合550-600年之间就从尼罗河海湾快速形成今天三角洲的事实,可以推测当时《坤舆万国全图》所描述的,的确不单是说尼罗河“至长”,而是说“至大”,也即水量至大。问题是,这句话出自何时呢?现在来看图49。[25]

  值得注意的是,《职方外纪》指出500年前(约西元1100年)孟菲斯最为强盛,后为大水冲击渐废,但艾儒略时尚有30里长街。30里之说可能夸张,但仍较繁华。这与《坤舆万国全图》(之前本文已断代为西元1400-1538年之间)中记述“门菲此(即孟菲斯)城为天下极大城”具有一致性。本文推测孟菲斯城的繁荣和废弃,并非由于被大水冲击,相反,正是因为尼罗河水冲积导致海湾线不断朝北移动,孟菲斯城也就跟着富庶的冲积层扩张,且土地有限而致人口集中,由此成为“天下极大城”。随着海湾线继续朝北推移,新的卫星城市开始涌现,孟菲斯城就逐渐废弃。而这些文献表述与现在历史关于“西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埃及时,孟菲斯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的表述是不吻合的。这意味着孟菲斯现存的大量古建筑,可能是西元1000-1500年这个繁盛时期所遗留。尼罗河的建筑要面对尼罗河水的冲刷,所以有大量石质建筑亦为合理。

  今天尼罗河三角洲平原地势低平,海拔深度介于0 -10 m,平均坡降为0.001,整个平原地区平均海拔高程(相对于平均海平面)为2.8米。距今600年到现在,尼罗河将一片海湾冲积为平均海拔高程为2.8米的平原地区。由于沉积层高度的增加要以广度增加为前提,所以在冲积泥沙速度变化不大的前提下,随着沉积层高度增加,沉积层增长速度会逐渐变慢。当然尼罗河泥沙携带量也很重要,在距今13000年前,气候转暖,尼罗河水量增大;距今7000-8000年前,对应于全新世气候适宜期,尼罗河泥沙携带量最为充足,此后沉积层增长速度直线变慢。因此从沉积层从高度和广度同时增长的速度递减规律和气候等因素影响的实测数据来看,从距今8000年前到现在,沉积层增长速度均是快速下降的。

  由图12比图11早约15-25年,在图12的地图中,Alexandrie部分出现了冲积的河心岛屿;Rosetto部分还是海湾,只是海湾中有数个冲积而成的岛屿;Damiata部分也是有着岛屿的海湾。整个海岸线年地图中的尼罗河三角洲

  两河流域也是冲积平原,距今西元600年以来,其地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亦可作为地图断代的根据。如以下图32:

  从这两个城市的石碑石像等物体在海水中既无腐蚀又少海洋生物覆盖的情况来看,本文推断这两个城市修建历史距今不足369年是合理的。此外,城市修建后不一定是立刻沉入水中,而可能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再沉入水中,因此沉入水中的时间可能距今不足200年甚至距今不足100年,可能作为生物覆盖少的解释理由。见图64、图65、图66。

  本来,根据重新发现、尼罗河出海口的形状、地图精度和地理信息来源不清四者,已经可以研判Fra Mauro Map是西元1650-1660年之后的地图年以后的作品,但这样的研判逻辑会让人认为是以本文的结论来为已经存在的西方地图断代,属于以因为果。因此本文将引入新的研判证据。这就是两河流域冲积进度的佐证。本拟另专文阐述两河流域演化,但因断代Fra Mauro Map而不得不在本文一并引入。所以现来研究两河流域的地理演化。

  陈中原、王张华等对尼罗河三角洲完成了大量的钻孔样品分析,自1985-1992年间,共在尼罗河三角洲沿海平原取钻孔87个,钻孔相距5-10公里不等,深度约为10-55米/个,全都穿透全新统地层(鉴于陈文关于泻湖演化的判断与本文地图实际数据相差较大,所以本文引用其钻孔基础数据,仅仅表达钻孔处为沉积层。不代表引用陈文其它关于三角洲地质的结论)。其钻孔分布图如图54[28]。

  图30是nicolaus visscher制作的西元1690年地图。nicolaus visscher是荷兰制图黄金时代活跃的显赫制图家族的第三代成员。visscher以地图的精确性和作品的创新装饰而闻名于整个欧洲。该公司的创始人C.J.Visscher是荷兰其他著名地图绘制者的同龄人,如Pieter van den Keere和Jodocus Hondius。

  从本地图序列无法研判巴比伦城在西元1154年之前是否存在。但是可以对关于两河流域的文字史料及其内容进行断代。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名著《历史》一书中,曾详细记录了巴比伦城的盛况。幼发拉底河自北而南贯穿全城,空中花园和巴比塔均建在巴比伦城中。而巴比伦城位于波斯湾朝西凸出海域的西南陆地(否则就位于海湾中)。由此可以研判希罗多德这部分的记载产生于远在西元1154年之后,否则幼发拉底河不可能贯穿巴比伦城全城。约西元前634年-前562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将巴比伦城建成像堡垒般的城市,而且城墙宽阔至连马拉的战车亦可以在其上奔驰。城门皆以铜制成,而且倚靠幼发拉底河,以其作为抵御外敌的护城河。由此可以研判尼布甲尼撒二世应远在西元1154年之后,否则幼发拉底河不可能成为巴比伦城的护城河。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藏有一块未经焙烧的楔形文字泥版文书,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巴比伦世界地图》,学界研判泥版大概属于公元前7世纪或6世纪,但上面的《巴比伦世界地图》则是根据更早的地图摹绘的,见图46。

  下图12是大约西元1635年Willem Janszoon Blaeu(西元1571‒1638)在阿姆斯特丹绘制的奥斯曼土耳其地图中的尼罗河部分。[14]当时奥斯曼领土包括巴尔干半岛、安纳托利亚、黎凡特以及匈牙利、乌克兰、北非和阿拉伯的部分地区。作为丹麦著名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学生,布劳在成为著名的制图家和出版商之前,首先被称为天文学家和地球仪和其他仪器的制造者。

  图56 我国东部两万年来的海平面变化曲线年时,中国东部的海平面约为-15米,与尼罗河当时的海平面相似;距今6000年后,中国东部的海平面就逐渐稳定,这与尼罗河的海平面有所不同。由于引力等因素,地球上不同地方的海平面可能略有不同。关键是我们看到尼罗河海平面曲线图与中国东部海平面的曲线图数据相差不大,这说明这个海平面上升的数据是可以作为研究根据的。

  从图1可知,此时尼罗河三角洲中,亚历山大(港)左边、亚历山大(港)与拉希德中间、拉希德与巴提姆之间、达米埃塔与塞得港之间均有湖泊。

  本文保守假设距今600年到现在,尼罗河将三角洲海拔仅仅抬高了2.8米(显然这低估了抬高高度,因为距今600年前的三角洲海底的海拔为负数),并且假设8000年中沉积层增长速度亦为2.8米/600年(显然这低估了增长速度,越往前溯三角洲沉积地表增长速度越快),则距今约8000年前三角洲沉积地表在今天的海平面以下8000*2.8/600-2.8=34.53(米),减去约8000年前海平面降低的15米,得约8000年前三角洲沉积地表在当时的海拔为-(34.53-15)=-19.53米;距今约5000年前三角洲沉积地表在今天的海平面以下5000*2.8/600-2.8=20.53(米),减去约5000年前海平面降低的5米,得约5000年前三角洲沉积地表在当时的海拔为-(20.53-5)=-15.53米;距今约2000年前三角洲沉积地表在今天的海平面以下2000*2.8/600-2.8=6.53米,减去约2000年前海平面降低的1米,得约2000年前三角洲沉积地表在当时的海拔为-(6.53-1)=-5.53米。此后海平面上涨速度为1米/2000年,而沉积增高速度至少为2.8米/600年,一直到西元1400年前后,三角洲沉积地表才第一次有机会露出海平面。由于越往前溯三角洲沉积地表增长速度越快,以及高估了约600年前尼罗河三角洲的海拔,因此事实上三角洲沉积地表在前述各个时间中会比测算的数据更低得多。这说明距今约8000年到距今约600年的时期中,尼罗河三角洲的沉积地表从未曾高于海平面。

  与之并随有另一个问题,这就是纸莎草。莲花是上埃及的象征,而纸莎草是下埃及的象征,古埃及人上埃及的河神Hap-Reset戴着莲花,下埃及的河神Hap-Meht则戴着纸莎草。以孟菲斯为界,孟菲斯以北为下埃及,孟菲斯以南为上埃及。换言之,下埃及就是整个尼罗河三角洲。莎草纸,又称莎草片,是用当时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纸莎草的茎制成。同样根据本文的地图18,600年前尼罗河海湾直逼开罗,下埃及并无大片冲积土地,不具备大规模种植粮食作物的条件,也不具备大规模种植纸莎草的条件。从西元1400年再往前溯400-600年,也即西元1000-800年左右,下埃及基本没有冲积土地,粮食和纸莎草的大规模种植更不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埃及的沉没港口城市,克诺珀斯(Canopus)和托尼斯-伊拉克利翁(Thonis-Heracleion)。考古界认为这两座古城建造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大约1500年前,洪水和地震将两座城市淹没。埃及水下考古学家弗兰科·戈蒂奥(Franck Goddio)在19年前首次发现了沉没的赫拉克利翁,当时弗兰科在水下找到了刻有铭文的石板,其上记录着从西元前380年一直到西元前362年的所有在位的埃及法老名字,并且看到一座供奉着赫拉克斯勒雕塑的神庙,通过这座雕塑,得以确认这里就是赫拉克利翁(Heracleion)。只有持有许可证的考古学家和潜水爱好者才能进入沉没之城,所以这里的考古发掘工作虽然进展缓慢,但是每次都有新发现。在赫拉克利翁(Heracleion)找到了大批宝藏,黄金首饰、青铜硬币、神像雕塑、沉船碎片,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座神庙,神庙还保存着石柱、神像,它们一半埋在海底约1米深的淤泥之中,一半露出泥土。一块出土于托尼斯-伊拉克利翁的完整石碑纪录了西元前380年古埃及法老尼克塔尼布一世(Nectanebo I)的一项法令:“从‘希腊海’进口到托尼斯-伊拉克利翁的所有货物和在瑙克拉底斯进行的所有交易都要被征收10%的税,这笔收入将用于古埃及庙宇的修筑。”他们再用仪器将埋海底文物进行了彻底扫描,无论是水下可见的,还是埋在海底淤泥中的都在扫描范围内,结果一个古老建筑群被发现,包括皇宫、港口,以及许多船只、首饰和硬币。他们还原出一艘完整仪式用船的样貌,它长13米,宽5米,船的主体部分埋在3米厚的沉积物之下,船上满载金币和青铜硬币,还有大量珠宝。青铜硬币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32]这两个水下遗址的位置见图63。

  图44是上南下北。图44的地中海东面有一条规模很大的水道逐渐往南扩大成为一个大湖(或海),这是什么?在经过修改的图27中将其更改为连通阿拉伯海的红海。这个修改抹杀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原版图体现当时欧洲人的足迹尚未到红海南部地区,欧洲人对南部的探索还有大片空白;二是原版图中标注红海分支深入北上直抵大马士革。

  由于欧洲对待历史资料的严肃性不够,其根据需要而随时修改相关档案,这对本文研判相关地图的有效性带来一定困难。但由于地图上的信息点众多、历史和逻辑脉络相互交织,修改者又有不同的风格和诉求,因此很难修改得天衣无缝。所以通常来说对有修改信息乃至错误断代的历史地图,我们仍然可能恢复其历史原状。下面分析两例被本文认定为断代错误的地图。

  从图49可知,《坤舆万国全图》中的尼罗河入海口与今天三角洲的底部在一条直线的尼罗河入海口已有凸起。因此图14、图15与《坤舆万国全图》的年代较为接近。图49中尼罗河有七条分岔入口,但从图形上看均为主干分支。这可有两种解释,一是图49的确精确地画出了七条主干分支,二是图49仅仅是粗略地画出七个入海口,这七个入海口可能是分支的再次分支而致。在第一种情况下,图49应比图15更早,因为图15只有五条主干分支,此时图49应断代为西元1460年之前。在第二种情况下,图49与图14相同,此时图49应断代为西元1538年之前。但从图16看,尼罗河在Damanore的北部不远处,就具有形成七条支流的可能(左边深入大陆的深海湾可能生成两条支流,深海湾右边已有一条支流,但继续往北不远处又分为两条次支流,继续往右有三条支流,一共七条靠近Damanore的主干分支)。从河水冲积泥沙的规律来说,是下游不断生成新的冲积岛屿,形成新的毛细分支,上游的河流分支不断合并,形成主干流。因此图15应研判为图16生成七条主干分支之后一段时间,在下游又冲积出新的岛屿,形成九个入海口,而靠近Damanore的主干分支合并为五条。但是随着尼罗河水的枯竭,之后这种分流能力越来越弱,所以之后的地图又从九个入海口逐渐缩减。综上所述,如果认为地图关于主干分支的画法是忠实于原始地理的,则图49应断代于图15和图16之间,也即西元1432年到1460年之间。如果认为图49不反映主干分支信息,而仅是标明七个入海口,则应断代于图14和图16之间,也即西元1432年到1538年之间。

  由图7可知,在图6的11年前,Alexandria左边的湖泊面积更大,而其右边湖泊与海洋直接连通,其它湖泊的面积也显然更大。这11年中尼罗河泥沙冲积的效果亦很显著。

  本文试图从档案分析的角度来研究尼罗河三角洲的地理演化。本文将各个时期的埃及旧地图,按照时间排序,来分析埃及旧地图中显示的尼罗河三角洲状况,并根据时间顺序分析其地理演化规律。地图是对当时地理状况的忠实记录,是对当时地理状况的直接拍照,其证明效力高于其它分析手段。根据埃及旧地图所展示的尼罗河三角洲变化,尼罗河三角洲的形成历史不超过距今600年,由此可以推及尼罗河三角洲上的其它相关人文古迹历史不超过距今700年。在验证埃及旧地图时延伸到两河流域研究,根据两河流域旧地图,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到波斯湾西南陆地的历史远在距今865年之后,由此推及记述两河流经西南陆地各地址的楔形文字及泥板书等文献应断代为远在西元1154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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